古代红娘：媒人的爱情桥梁与婚姻使命

媒人的作用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在古代社会，婚姻若未经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其合法性往往不受认可。因此，媒人成为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形成了一种专门职业。这一职业主要由中老年妇女担任，她们通常被称为媒婆。下面将探讨媒人的作用和职责。

媒婆在旧式婚礼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旧时的男女双方家庭通常需要通过媒婆的协调才能促成婚事。这种习俗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是旧时中式婚礼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此可见媒婆的重要性。下面具体探讨媒人的作用。

媒人在中国的婚姻嫁娶中扮演着牵线搭桥的角色。女性媒人又称媒婆或大妗姐。中国古时的婚姻讲究明媒正娶，因此，若结婚不经媒人牵线，便不符合礼制。即便双方两情相悦，也会通过媒人的口吻表达亲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方才会举行结婚大礼。媒人从提亲开始，到订婚、促成结婚，都会充当中间人的角色，在男女双方间进行沟通协调、细节调解，营造良好气氛，祝福新人幸福美满，直至婚礼结束。

媒人的工作并非易事。媒人需熟悉男女双方及其家庭的基本情况，力求门当户对地提亲，同时要尽可能准确地反映对方情况，隐恶扬善，帮助双方认识对方的长处，从而乐于达成婚嫁协议。这就需要媒人具备一定的技巧，能言善辩。此外，媒人还需勤于跑腿，从开始为男女双方牵线搭桥，到交流情况、传达彼此愿望，防止发生意外变故。在旧式婚礼中，媒人要引导男方去相亲，代双方送换庚贴，带领男方过礼订婚，选择成亲吉日，引导男方接亲，协办拜堂成亲事宜，直至“新人进了房”，才完成自己的使命。

媒人的历史地位举足轻重。《诗经》中已有“娶妻如何，匪媒不得”的诗句，表明在周代，媒人已成为婚姻的要件。后代的礼制和法律中也明确规定，婚姻必须有“媒妁之言”。在古代婚姻制度中，媒婆占有重要地位，孟子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父母之命并列。在封建社会，由于自然经济形态的限制，人们的劳动、教育、娱乐都局限在家庭中，相互之间颇为隔膜。因此，家长们往往不清楚哪家需要嫁女娶媳。封建的风俗使人们在求偶问题上显得腼腆，不公开表达自己的意愿成为封建社会风俗的重要特征之一。委托他人代为表达意愿成为封建时代求偶之法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媒人的存在显得尤为重要。

总的来说，媒人在中国的婚姻嫁娶中起着牵线搭桥的作用。女性媒人又称媒婆或大妗姐。不论称谓如何，媒人这一行原本是很受尊敬的。在古代婚姻中，媒人收受礼金，婚礼上还要受到新婚夫妇的礼拜。由于封建礼教的束缚，男女之间的交往被切断，媒人成为连接男女双方的桥梁。媒人这一行中，从业者男女皆有，但向来以中年妇女为主。她们需要具备一定的智慧和沟通能力，了解人情世故，勤快不辞辛苦，能说会道，条理分明，同时还要有经济头脑，确保双方利益公允适度，赢得好评。

民间虽有诸多俗语讽刺媒人，但在儿女婚事上，人们依然会请媒人上门，为自己的孩子寻找合适的伴侣。总之，在旧时代的三百六十行中，媒人是很重要的一个行当。媒人在中国的婚姻嫁娶中起着牵线搭桥的作用。女性媒人又称媒婆或大妗姐。她们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传统婚嫁习俗之说媒 媒人是什么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礼俗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其中，婚嫁习俗是礼仪中的关键环节，而说媒则是这一习俗中的重要环节。

古代社会，男女之间的交往受到严格限制，“授受不亲”的他们往往需要通过媒人的介绍才能“结丝罗”，“谐秦晋”，“结连理”，“通二姓之好”。这种撮合男女双方的过程，便被称为“说媒”。

在中国古代，没有媒人的参与，婚姻便难以成立。《诗经·卫风·氓》中就有“匪我愆期，子无良媒”的记载。周代甚至设有官媒，专门负责婚姻判合之事。在封建社会中，媒人是合法婚姻的见证人，未经媒人撮合的婚姻会遭受社会道德的谴责和反对。

媒人在历史上有着诸多别称，如“伐柯人”、“冰人”、“红娘”等。这些称呼不仅反映了媒人的重要角色，也体现了人们对媒人的尊敬和感激。无论是“伐柯人”、“冰人”还是“红娘”，都代表了媒人在促成美好姻缘中的关键作用。

媒人说亲的责任重大，需要技巧和经验。他们要了解男女双方及其家庭的基本情况，尽量做到门当户对地提亲；同时，还要尽可能地让双方多了解对方，准确传达彼此的愿望和要求。在旧式婚礼中，媒人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从引导男方相亲、代双方送换庚贴，到带领男方过礼订婚、选择成亲吉日、引导男方接亲、协办拜堂成亲事宜，一直到“新人进了房”，媒人才算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综上所述，说媒和媒人在中国传统婚嫁习俗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不仅是婚姻的见证人，更是促成美好姻缘的关键人物。希望通过这篇文章，大家能对传统婚嫁习俗中的说媒和媒人有更深的了解。

庚书中的满请是那些

婚姻是男女两性间建立的一种社会公认的夫妇关系，而这种关系的确立，在老北京，在封建的旧社会，从择婚、议婚、定婚到嫁娶等方面都有繁多博杂的禁忌事项。

禁忌是人类普遍具有的文化现象。婚姻是人类社会进入到一定发展时期的产物。婚姻的形式多种多样，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婚姻的形态发生着种种演变和进化。在中国古代从氏族社会的父系家长制起，至周代结合政权的分封制时，就基本形成了一套相当完备的宗族宗法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家庭与社会的财产、财富全都计算在男子的名下，按着严格的辈份、嫡庶关系确立尊卑，明确递继。因而，婚姻的缔结便直接影响到一个宗族系统的发达与否。所以，婚姻虽属吉事，但顾忌也很多。

在择婚上，禁忌表现在外婚制和内婚制上。说白了，就是在择婚上禁止血亲间发生性关系，而同时又要表现出一种维护血统、属性稳定且纯正的意向。因各地习俗不同，便有了氏族外婚禁忌、氏族内婚禁忌、民族内婚禁忌、同姓不婚禁忌、表亲婚禁忌等等。从京城婚俗发展史上不难看出，这种禁忌也是有的。清初满汉不能通婚，后来为了统治者的需要，这种禁忌才被打破，但在等级禁忌上，时至今日也有所体现。在中国，整个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漫长过程中，存在着森严的等级差别。这种等级制度，在礼制上和法律上都对婚姻产生了种种限制作用，使“门当户对”成为中国传统婚姻最重要的标准，等级限制成为人们婚姻不可逾越的一道鸿沟。等级限制主要表现为良贱不婚和士庶不婚的禁忌，“家之婚姻必由于谱乐”，门不当，户不对，便不可能缔结婚姻。

在择婚上尤其禁忌血亲婚。在旧时有“骨血不倒流”的说法，民间是指单向舅表婚。舅表婚又称中表婚，中表即内外，舅为中、为内，姑为表、为外，俗以为姑母和父亲的血脉相同，娶姑家的姑娘为媳妇便是“回头婚”。因此，“骨血不倒流”的说法是仅对姑家的女儿给舅家的儿子的。汉、满都有此忌讳。

我国现行的《婚姻法》上也有明确的规定，近亲不能结婚。当然这是从优生学的角度出发的。

在议婚禁忌上，我们先谈媒人禁忌。俗语说：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上无媒不成亲。这话虽然说得有些绝对，但却反映了媒人在婚姻中的重要作用。虽说自由恋爱历代均有，但毕竟许许多多的婚姻是经人牵线搭桥后缔结的。这牵线搭桥者，便是媒人。

传说盘古开天辟地之后，大地上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人。女娲感到十分孤独，便用黄土造了人。人总是要死的，怎么办呢？女娲又想了一个办法，让男人和女人配合，让他们繁衍后代，于是，后人奉女娲为婚姻之神，尊为媒祖，建庙祭祀。

女娲是神媒，那么人间的媒人是何时产生的呢？在杂乱婚或对偶婚时代，男女结合是自由的，自然不用媒人牵线。真正需要媒人和媒人之所以应运而生，是在一夫一妻制确立以后。这个时候，女性逐渐成为家庭的私有财产，丧失了她们原有的权力和自由。这样，男娶女嫁，就需要有人从中作介。“媒”字的出现，最早见于《诗经》，在《卫风·氓》一诗中，有“匪我愆期，子无良媒”的句子。“媒人”一词，最早见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诗中有“阿母白媒人，贫贱有此女，始适还家门”的句子。

媒人的产生，在中国的婚姻舞台上起到了重大作用。在几千年封建社会里，媒人成为“合法婚姻”的主要标志。没有媒人撮合的婚姻，要遭到道德、礼教及世俗的谴责和否定，被视为“大逆不道”。

由于媒人在婚姻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愈来愈受到封建统治者的重视，逐渐把媒人推到了代表婚姻道德标准，监督婚姻合法化的角色。同时，由于在旧社会盛行“男女授受不亲”、“男女之大防”的封建思想，统治阶级大力宣传“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贞女品德，因此，许多人家的姑娘总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男女婚姻自然奉行“无媒不交”的原则。因此，在沟通两性联系、促成婚姻缔结方面，媒人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也有媒人施展巧嘴利舌这一“特长”的“市场”。

媒婆一般都能说会道，所以在过去，求媒婆说亲的人不敢慢待了媒婆，对媒婆的招待与送“媒礼”都是周到和丰厚的。如果哪一方无意间得罪了媒婆，因她的从中作梗，三言两语，会把一桩好姻缘给搅散了。还有一些根本不相配的婚事，因媒婆受了厚礼，也会昧着良心，瞒天过海，弄假成真，把婚事说合成功。如果婚后双方不满意，媒人并不负责，因为媒人“只包入房，不包一世”。

作为媒人，一般说来，忌讳四处张扬，在说媒开始，往往尽量避人耳目，否则可能婚事不成，却弄得满城风雨。其实，现在一些年青人，不论是自己认识的，还是由介绍人介绍的，开始也都是隐密的，到了一定程度才逐渐公开。

结婚不能没有媒人。民间以为，媒人是负有神圣使命的，他们能让冥冥中注定合该结为夫妻的人结合在一起，这本身就说明他们是可以上达神明的，是有一定的魔法威力的。因此，人们对其怀有一种敬畏的情感，不敢得罪于他们。另一方面，由于职业的需要，他们又是对民间婚嫁禁忌知之最详，记忆最深，传统观念保留最完整的人物。一切撮合事项，有赖于他们的穿梭奔忙，有关的风俗礼数，有赖于他们的传播、提醒、协助办理。

问名禁忌。问名，是男方求婚后请媒人问女方姓名及出生年月日准备合婚的仪式。近代北京的问名习俗，主要是看男女生年属相是否相合。不是马与牛、羊与鼠、蛇与虎、兔与龙、鸡与犬，猪与猴等在一起，即可合婚。

在“合八字”时，有不少的忌讳。就写庚书而言，桌上要放一对烛台，红烛高烧，中间放笔墨砚台。笔要两支，墨要两锭。磨墨时，两锭墨要同时磨，写男方庚书用一支新笔，写女方庚书用另一支新笔。笔墨皆成双，意味着双喜临门，好事成双，表示吉庆。庚书中男女的生庚，字数必须成双。

在旧时的议婚阶段中，纳彩、问名等婚仪顺利通过之后，便该纳吉一项了。纳吉就是把问名后占卜合婚的消息告知女方的礼仪。旧京城有句俗话，叫“成不成，三杯酒”。是指男方请媒人到女方家说亲，先后要去三次，每次都要带一瓶酒，成不成要第三次才知道。也就是说，第三次喝酒，是订婚仪式。

在婚娶上也有禁忌。

结婚大礼，安排在哪一年份内，在民间有许多讲究。如，无春之年，即当年无立春之月，是“寡年”，不吉利，不能成婚。在老北京，还有本命年不成婚之说。

过去，北京多选在腊月二十五至腊月三十这五天内嫁娶。届时，一顶顶红绿花轿、一队队送亲迎亲队伍，吹吹打打，气派非凡地穿街过巷。为什么要选在这几天嫁娶呢？这与人们对灶神的信仰有关。据《帝京岁时纪胜》载：“二十五日至除夕为乱岁日，因灶神已上天，除夕方旋驾，诸凶煞俱不用事，多于此五日内婚嫁，谓之百无禁忌。”原来，人们是将这几天认定为吉日。吉日婚嫁自然寓含“吉祥如意”的良好愿望。

近代，婚嫁不受季节限制，一年四季都可以。不过，以春节前后和节日为多。至于时辰，北方多在早上“日出前后”。在北京则有午前将新娘接回家，否则是二婚再嫁。

当代婚姻十分自由，嫁娶不拘时日。不过，多数人都选在“国庆”、“元旦”、“春节”，或其他节日举行婚礼，认为这样有纪念意义，祝贺的人多，热闹一些，也是图个吉祥的含义。

婚礼的高潮是迎娶新娘，六礼称“亲迎”。这是人生大礼中最隆重、最繁缛的仪式。

婚嫁日祝贺的人多少都无妨，但最忌有人上门要债、闹事。婚姻是喜庆的事，假如往日有冤仇的人家，此时上门来闹事，则是大大破坏了吉事，是最受忌恨的。

喜庆之日，燃放爆竹，有驱鬼之意含在其中，民间说是“崩崩邪气”！久而久之，由于条件反射，一放爆竹，人们就猜想是办喜事，所以放爆竹便又增添了喜庆热闹的一层含义。而办喜事不放爆竹也就更多了一层忌讳的理由了。

但现今北京城禁放爆竹，婚庆之日，也就少了声响。京城人也很有办法，买些小气球放在地上，迎娶新娘入家时踩上几个，几声脆响，也增添了喜庆。

旧时，男子娶妻俗称“小登科”，是可以穿九品官服的，新娘则必用凤冠霞帔，以象征吉祥。据《清稗类抄》云：“凤冠为古时妇人至尊贵之首饰，汉代唯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庙之首服，饰以凤凰。其后代有沿革，或九龙四凤，或九翚四凤，皆后妃之服。明时，皇妃常服，花钗凤冠。其平民嫁女，亦有假用凤冠者，相传谓出于明初马后之特典。”可见，当时新娘不用凤冠霞帔，已成为一种忌讳。一是伯不吉利，二是怕人说不是嫡妻。辛亥革命后，随着帝制的垮台，此俗逐渐变革。现在多以漂亮、崭新的西服、时装为时兴婚嫁衣。新娘佩戴红绒花，以谐音“荣华”象征富贵。近几年，婚纱在京城成为新娘最时髦的嫁衣。

在旧京城，婚娶多用轿子。结婚时的喜轿，具有特别的装饰，一般在红绿绸缎的轿围上绣些吉祥图案，如百鸟朝凤、富贵花开、丹凤朝阳、百子图等。讲究点的，再绣些金丝银丝，镶点钻石。喜轿有四人抬、八人抬。旧时的北京，汉人根据贫富不同用一至三顶轿子：一顶红轿，另两顶围有部分绿色轿围——前者乘坐新娘，后者乘娶送亲的太太；但北京的满人则只用一顶红轿，供新娘坐。北京的新娘对花轿还有个讲究，坐“头水轿”，必须是第一次使用。若此轿曾被人用过了，新娘可以拒绝上轿。

新娘子上轿时忌讳足踏土地，旧京城满、汉都有此习俗。不踏土的理由据说是怕沾走了娘家的灰土，带走了娘家的福气。有人认为这原是新娘依恋娘家不肯离去的缘故，有人说这是表示高贵的身份，还有人说这是为了避邪求吉。

上轿前，新娘要蒙上红盖头。红盖头即是一块二尺见方的红布，可蒙住新娘的头面脖肩，使人不能看清她的面目。新娘从上轿前蒙上盖头，直到下轿、拜天地、入洞房之后，才能由新郎掀开。不蒙盖头或者过早掀开都是遭忌讳的。下轿时，新郎骑着马鞍，手持弓箭，照新娘脚下虚晃三箭，借以驱魔除妖。

汉族民间俗信居处多神，门有门神，灶有灶神，床有床神，窗有窗神。就是门坎也有门坎神。各有各的用处，各有各的本领，不能慢待，都要敬重。所以新娘子进男家门时特别忌讳触犯各种神灵，尤以门坎为最要小心之处。新娘子绝对不能用脚踏在门坎上，据说会触怒门坎神的。门坎民间又称门限，那是一家之坎，门里门外、家里家外的分野。新娘子若踏了门坎，就是踩了丈夫家的威风，甚至还会妨死公婆。

不过，现今已没有用轿娶亲的了，大多数是用小汽车。再加上大力提倡新婚俗，一些忌讳也在年轻人心中完全消失掉了。

婚宴忌讳寡妇、孕妇及戴孝者参加，否则不吉利。吃完喜酒，收拾盘碟时，忌讳将空盘相叠，以免犯了“重婚”之讳。

新郎、新娘上床安寝时，新郎要特别注意把自己的鞋放在新娘踩不到的地方。万一被新娘踩住了，新郎就一辈子在妻子面前抬不起头来。新娘忌讳踩新郎的鞋，如踩了新郎的鞋就是对新郎的莫大侮辱。衣服也一样，忌讳新娘的衣服放在新郎的衣服上面，否则，丈夫将被妻子挟制一辈子。

洞房花烛夜点燃的灯烛忌吹灭，要一夜长明。相传新婚夫妇谁要先把灯吹灭，谁就先死，所以二人谁也不吹灯。因此也就有了“守花烛”的习俗，即新婚之夜，新郎、新娘通宵不睡，看守着洞房花烛不让其熄灭。俗有“左烛尽新郎先亡，右烛尽新娘先亡”的说法，故一烛灭时，随将另一烛也熄灭，取“同生死”之意。满族洞房花烛忌吹灭，因而是用扇子扇灭。

在婚姻上还有许多禁忌。但是，婚姻习俗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改革，一些旧的禁忌已经消亡，所以不再一一叙述.

在旧时代，婚姻的目的有很大成分是为了“传宗接代”，而并非看重男女间爱情的分量。所有婚姻的程序、习俗、礼仪都是向社会表明婚姻的合法化，而并不在于表明男女间感情的笃诚与真挚。随着现代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婚嫁要素逐步由外界的条件、环境转向男女双方的内心世界，一切旧的习俗、禁忌都相应地被改造或抛弃了。这种变化和物质文明的进程也是相适应、相同步的。轿子的消失使所有关于轿子的习俗禁忌随之消失或者转化；西装革履的兴起淘汰了凤冠霞帔以及围绕着凤冠霞帔的一切习俗禁忌；自由恋爱使得媒婆和这个职业逐渐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婚姻介绍所等公益事业。

总之，现代婚俗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当今的大都市中，几乎完全不见昔日婚俗的旧影，旅行结婚、集体结婚等新式婚俗逐渐形成时尚，许多婚姻禁忌在新一代年轻人的观念中已是荡然无存了。

京城婚俗的“嫁妆”

老北京城婚俗的禁忌

“嫁妆”，是娘家陪送自己出嫁他姓的女儿的，故也叫“陪奁”。陪奁是实用性的，也是礼仪性的。

“嫁妆”，是娘家为出嫁的女儿送的物件。这是女家聘姑娘办喜事的开始。按礼仪程序，有条件的要治筵招待亲友一至五天不等。讲究的富户有“前三后二五”的安排。即第一天“添箱”，第二天“送妆”，第三天为聘女，第四、五两天为庆祝。但一般人家只安排聘女正日这一天，至于贫户之家，也就没有了治筵庆贺的各种举动了。

有钱人家预备妆奁嫁妆要够“抬”（由十六抬至一百二十抬不等。六十四抬为全份，三十二抬为半份），抬多在吉期前一天送往男家，抬少可以当日送去。嫁妆的多寡一般是根据女家家庭经济状况决定的，中等之家大多为二十四抬、三十二抬、四十八抬；贫者则为十六抬、十二抬、甚至八抬、六抬。有的则是根据男家过礼的抬数决定的，有相应还礼之意。如果男家过礼为八抬，女家则陪奁十六抬，原则上以增一倍之数还礼。

抬的样式是长方桌似的，有如过去的茶桌、油桌，四面用红围子挡上，上面四边有荷花栏杆，红漆雕花，也是两人一抬。这与过礼时用的食盒不同，嫁妆有如小轿，两边各有两根抬竿，双手或双肩抬着。通常是些樟木箱子（内放四季衣服、鞋、帽）、“子孙箱”（内放平日喜爱的物件和储蓄钱）、八仙桌、梳妆台之类的家具摆设。但必须有座钟一架，盆景一对，帽镜一座，掸瓶一个（内插毛掸），烛台一对。此外，脸盆、脚盆、尿盆、“子孙盆”（洗骑马布的），是必须要有的。那时称女人出嫁有三宗宝，即“夜净儿”、“子孙盆”、“长合灯”。如系富户可多至百八十抬，鼓乐前导，充溢于街巷，多引人注目围观。所送妆奁，除循例不陪送剪刀外，余者必求周全。首先是花梨、紫檀、硬木螺钿镶嵌的家具，例如：顶箱立柜、架几案、方桌、圆桌、琴桌、炕桌、炕几、太师椅、方凳、绣墩，以及西式沙发、靠椅之类。其次是古玩、字画、挂屏、座钟、挂表、金银首饰，各种化妆、生活用品，无不应有尽有。甚至将陪送姑娘的买卖商号（只抬一块商号匾额），房产（只抬一块瓦），土地（只抬一块土坯，上压红贴，写着亩数、顷数）也排进嫁妆行列。正如当年老北京童谣所唱：“月亮月亮照东窗，张家姑娘好嫁妆，金皮柜，银皮箱，虎皮椅子象牙床。锭儿粉，棒儿香，棉花胭脂二百张……。

嫁妆送至男方门口时，男方照例出来四人至八人迎妆。势派大的还要有鼓乐吹奏。

大宅府第，妆奁到后，当即由媒妁二人挈同新婿前往女家“谢妆”。这个礼节很简单，新婿进至上房中间，循例向上三叩首，即礼成，也不必客套寒暄，即可走出来，登车而返。女家虽由其父母或尊长在旁立候，然而并不接送，也不招待烟茶。

小户人家嫁女，嫁妆自然较少，若再少不够时，可雇“窝脖”扛往男家。老北京人谓扛肩的为“窝脖”，他们在肩、脖之间放一根木棒，上面放着内盛嫁妆的箱子，一路不停，一直送到男家。“窝脖”的“窝”法是：先将物品摆在一长二尺五寸、宽一尺七八，用软线绳捆好的长方木板上，然后请两人抬起，放在“窝脖”的肩上。窝脖人蹲身低头将物件“窝”起。行走时，他一手扶大木板边，一手前后甩动，二目向前平视，迈大步急行。到目的地后，下肩时也由两人抬下。据说，这个行业干久了，窝脖人都留下残疾，脖上有个大包。当时有这样的顺口溜：“天下事，有谁当？千斤万两我来扛。埋头负重，都为人忙。扛上去，血汗淋淋；放下来，明月一肩。”这段顺口溜如实反映了窝脖这种艰苦的劳动。窝脖“窝”去的嫁妆不管多少，必须在前一天送到。送妆的娘家人必须是近亲，方能按着新娘的习惯安妆。

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又一个爱情悲剧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这是多么痛的领悟，他们有多怀念。但是，世间最悲伤的故事，不是孔雀东南飞，而是一觉醒来，物是人非。那么，孔雀东南飞的故事是怎么样的呢。本期民间故事将为你介绍。

《孔雀东南飞》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早的一首长篇叙事诗，也是中国古代最优秀的民间叙事诗。古老的汉族民间传说故事，最早见于南朝陈徐陵（507－583）编《玉台新咏》卷一，原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乐府诗集》载入“杂曲歌辞”，原题为《焦仲卿妻》。

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

“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

府吏得闻之，堂上启阿母：“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

阿母谓府吏：“何乃太区区！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

府吏长跪告：“伏惟启阿母，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

阿母得闻之，槌床便大怒：“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

府吏默无声，再拜还入户。举言谓新妇，哽咽不能语：“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卿但暂还家，吾今且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取。以此下心意，慎勿违吾语。”

新妇谓府吏：“勿复重纷纭。往昔初阳岁，谢家来贵门。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妾有绣腰襦，葳蕤自生光；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箱帘六七十，绿碧青丝绳，物物各自异，种种在其中。人贱物亦鄙，不足迎后人，留待作遗施，于今无会因。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

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着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着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

上堂拜阿母，阿母怒不止。“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出门登车去，涕落百余行。

府吏马在前，新妇车在后。隐隐何甸甸，俱会大道口。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誓不相隔卿，且暂还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当还归，誓天不相负！”

新妇谓府吏：“感君区区怀！君既若见录，不久望君来。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

入门上家堂，进退无颜仪。阿母大拊掌，不图子自归：“十三教汝织，十四能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知礼仪，十七遣汝嫁，谓言无誓违。汝今何罪过，不迎而自归？”兰芝惭阿母：“儿实无罪过。”阿母大悲摧。

还家十余日，县令遣媒来。云有第三郎，窈窕世无双。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

阿母谓阿女：“汝可去应之。”

阿女含泪答：“兰芝初还时，府吏见丁宁，结誓不别离。今日违情义，恐此事非奇。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

阿母白媒人：“贫贱有此女，始适还家门。不堪吏人妇，岂合令郎君？幸可广问讯，不得便相许。”媒人去数日，寻遣丞请还，说有兰家女，承籍有宦官。云有第五郎，娇逸未有婚。遣丞为媒人，主簿通语言。直说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结大义，故遣来贵门。

阿母谢媒人：“女子先有誓，老姥岂敢言！”

阿兄得闻之，怅然心中烦。举言谓阿妹：“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

兰芝仰头答：“理实如兄言。谢家事夫婿，中道还兄门。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虽与府吏要，渠会永无缘。登即相许和，便可作婚姻。”

媒人下床去。诺诺复尔尔。还部白府君：“下官奉使命，言谈大有缘。”府君得闻之，心中大欢喜。视历复开书，便利此月内，六合正相应。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交语速装束，络绎如浮云。青雀白鹄舫，四角龙子幡。婀娜随风转，金车玉作轮。踯躅青骢马，流苏金镂鞍。赍钱三百万，皆用青丝穿。杂彩三百匹，交广市鲑珍。从人四五百，郁郁登郡门。

阿母谓阿女：“适得府君书，明日来迎汝。何不作衣裳？莫令事不举！”

阿女默无声，手巾掩口啼，泪落便如泻。移我琉璃榻，出置前窗下。左手持刀尺，右手执绫罗。朝成绣夹裙，晚成单罗衫。晻晻日欲暝，愁思出门啼。

府吏闻此变，因求假暂归。未至二三里，摧藏马悲哀。新妇识马声，蹑履相逢迎。怅然遥相望，知是故人来。举手拍马鞍，嗟叹使心伤：“自君别我后，人事不可量。果不如先愿，又非君所详。我有亲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应他人，君还何所望！”

府吏谓新妇：“贺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

新妇谓府吏：“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执手分道去，各各还家门。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念与世间辞，千万不复全！

府吏还家去，上堂拜阿母：“今日大风寒，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儿今日冥冥，令母在后单。故作不良计，勿复怨鬼神！命如南山石，四体康且直！”

阿母得闻之，零泪应声落：“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慎勿为妇死，贵贱情何薄！东家有贤女，窈窕艳城郭，阿母为汝求，便复在旦夕。”

府吏再拜还，长叹空房中，作计乃尔立。转头向户里，渐见愁煎迫。

其日牛马嘶，新妇入青庐。奄奄黄昏后，寂寂人定初。“我命绝今日，魂去尸长留！”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

府吏闻此事，心知长别离。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

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行人驻足听，寡妇起彷徨。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

含有“鸳鸯”的成语有哪些？

在古代汉语中，“鸳鸯”这一形象被赋予了深厚的情感色彩。它不仅象征着恩爱夫妻，还被用来比喻美好的爱情和婚姻。例如，“棒打鸳鸯”这个成语，源自明代剧作家孟称舜的《鹦鹉墓贞文记》。这则故事讲述了拆散恩爱夫妻的情节，表达了人们对于美好爱情的珍惜与维护。

“巧断鸳鸯”则是形容巧妙地促成别人成为夫妻的情景。这一成语虽未明确记载出处，但在中国文化中，媒人和红娘的角色往往被赋予了巧妙成全他人姻缘的使命。他们的工作就是在众多男女中找到合适的伴侣，帮助他们成双成对。

“乱点鸳鸯”则描述了一种混乱的婚姻状况，这不仅指夫妻之间错配的错误婚姻，还暗含了社会中胡乱搭配姻缘的现象。明代冯梦龙的《醒世恒言》中就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讲述了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导致三对夫妻相互错配的故事。

“打鸭惊鸳鸯”这个成语源自宋代诗人梅尧臣的《打鸭》诗。诗中描绘了人们打鸭子时惊扰了鸳鸯的情景，借此比喻打甲惊乙，甚至株连无辜的状况。这个成语不仅反映了古代人们对于动物的同情心，也警示人们在处理事情时要谨慎，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最后，“乔太守乱点鸳鸯谱”这一故事同样出自明代冯梦龙的《醒世恒言》。它描述了乔太守在处理案件时，由于疏忽或错误，将原本是夫妻的一对人错误地分配给了另一对人，从而导致了三对夫妻的错配。这则故事揭示了在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时，盲目或错误的决定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